中國農民的糧食與飯碗
中國人被餓怕了。馮小剛的電影《1942》，反映那個年代中國的饑荒及餓死人的情形，令人觸目驚心。筆者幼時曾聽老輩人回憶陜北“民國十八年”的情況，聽起來也很可怕。說那時糧食金貴，黃豆會被穿成串賣。
很多史學家說，大規模餓死人的情形發生，往往不是因為糧食的絕對短缺，而是糧食的分配出了問題，例如，窮人買不起糧食，糧商及大戶人家囤積居奇。這話大抵不錯，但也有例外。1960年前后，中國不少地方餓死了人，就主要不是買不起糧食的問題，因為自由的糧食市場幾乎不存在。這次大饑荒的原因很多，其中一個原因是人民公社制度實行初期對糧食的浪費太狠。一度全國糧食產量到處“放衛星”,公共食堂起初讓人們放開肚皮吃飯，直吃到沒糧的時候才開始限量供應。后來問題相當嚴重了，工作隊開始在農民家里收糧，一些農民也開始藏匿糧食。那時連逃荒要飯的自由也受限制，餓死人的情形自然嚴重。
對饑餓的記憶是集體性的，后果也是相當負面的。
后果之一是，國人的集體饑餓記憶助長了百姓的高儲蓄傾向。某縣近年玉米產量猛增，農民家家便儲存玉米，多到幾年用不了的程度。農民說餓怕了。其他做工掙錢的人，便是以存錢來應對未來的風險，其中原因之一便是不要挨餓。中國人的儲蓄率為世界之最，高儲蓄率引起的總供應與總需求的差額，要用巨額貿易順差來平衡，于是就有了巨大的外匯儲備。
另一個后果是，集體饑餓記憶嚴重影響國人的職業選擇行為。人們把找工作叫找飯碗，把失業叫做飯碗砸了；最好的工作不是自己認為最有趣的工作，而是最有保障的工作。相反，在農產品相對成本低、食物相對便宜的國家，例如美國，人們把吃飯不當一回事，便把興趣作為職業選擇的第一決定因素，如此創新潛力也就被更大地開發出來。
農村改革和農業技術進步使中國一舉告別了食物短缺，群體性的饑餓事實上已經不復存在。這是令人難以置信的成就。但是，吃飯這件事還是我們的一個問題。經濟學把家庭吃飯開支占總收入的比重，叫做恩格爾系數。通常，這個系數越小，國力就越強大，老百姓的生活也就越富裕。中國的城市居民的平均恩格爾系數在2006年到2011年之間竟然不降反升，由35.8%上升到36.3%,而發達國家的這一指標一般在20%以內。這多少讓人心里有些不安。這說明中國農業與食品流通加工產業的相對效率是下降的。
中國農業與一些發達國家相比，缺乏比較優勢。相對于巨大的人口數量，中國適合農業的優質土地很少。北旱南澇使我們在排水、灌水上必須下大工夫，致使成本增加。即使是這種不好的土地，如果有很多，就可少灌溉甚至不灌溉，或可留出更多的淹沒區，只要有適合的農業技術，糧食單產雖然不高，效率卻可以很高。農業保險公司設置一個適合的賠率，農民收入也大抵有保障�？上н@種土地我們也沒有很多。這個硬性約束，也使吃飯成本難以下降。
最擔心今后國際市場糧價下跌，給中國維持目前糧食生產能力增加難題。因為種地不掙錢，或掙錢水平不如外出做工，一些稍差的土地就會被撂荒；或能種小麥、玉米兩季的，改種一季玉米。一些人說，我們可以大規模進口美國、加拿大糧食，但中國這樣一個人口大國，靠大量進口糧食維持國內市場供應，會增加很多不確定因素，很可能打亂高層改革的節奏。改革節奏亂了，中國的前景就不妙。這也是政治問題。所以，不能輕言放棄中國為飯碗問題所做的努力。
但這里面存在一個深刻矛盾�？孔约旱牧α勘３謬鴥戎饕r產品市場的供求平衡需要提高單產，要消化因此產生的高成本必須維持農產品較高價格；而對開放的承諾又使我們不得不面對國際市場低價農產品的競爭。
技術進步是擺脫困局的必要條件，卻不是充分條件。如因一項旱作農業技術，能使玉米平均單產超過美國的水平，可是這項技術的應用推廣卻不容易。這里面有政治的因素。國家支農資金分配主要流向灌溉農業，而非旱作農業。與灌溉農業有關的人掌握著更大的話語權。要把中國農業技術進步扭到旱作農業方向上，就意味著有人的“奶酪”要被動了，誰愿意？李克強總理說過“觸動利益比觸動靈魂還難”,這也是飯碗的政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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